前段时间,一位歌手的经纪人在朋友圈记录了自己一整天的经历:“一大早就出门,三个城市,两场演出,身体已经到达极限了。”
这天是个吉日,据他介绍,原本自己被邀请参加一场商演,但因为演出地点是另外一个小城市,高铁不通,航班时刻难掌控,自己不能保证能到,只好作罢。虽然有些可惜,但也能接受——按照艺人现在的商演价位,两场演出的税前收入应该在50万左右。艺人和经纪人都可以笑着结束这忙碌的一天了。
很多艺人在微博头像上都留有“有工作请联系XXXX”的字样。这里说的“工作”,除了接拍影视剧,多指商演。对于歌手来说,出专辑、开演唱会都是大工程,费时费力又费钱,并不是每个艺人都有能力做到。商演是歌手创收的常态——当然,这种商演不只歌手可以参加,演员也可以;当然,这种商演也并不只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,三四线城市或许才是更大的战场。
然而,听起来“轻松赚钱”的商演,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8月底,有消息称胡夏在某地演出时摆出大佬姿态,除了不配合,还屡屡唱错歌。事后,胡夏工作室发布声明,称胡夏按合约现场唱完《那些年》和《替我照顾好她》两首歌后,被主办方逼迫唱一首并未签约的品牌歌。现场人员拍摄的7分钟视频显示,胡夏多次被粗鲁打断,一旦唱错,伴奏就会立刻停止,重新开始。
这件事情,让我们对三四线城市商演市场产生了好奇:那里的演出市场规范吗?主办方是否经常“刁难”明星?明星们能从这样的演出中赚多少钱?经过一番调查,我们发现,胡夏遭遇的困境,或许并不是当下普遍现象——大部分商演在融洽的氛围中,还是会履行合约的。不过,即便没有轰轰烈烈的经历,也还是有很多暗流可以带出来,可以聊一聊。
商业演出到底有多重要?
大明星也接受它,很多人靠它谋生
如今,所谓的“商演”不仅指大大小小的演唱会,还包括企业庆典、剪彩、代言活动,甚至夜店演出。不仅在大城市,在对明星期待值更高的三四线城市,商演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对于一些相对有限的艺人来说,商演甚至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。
▲商场周年庆、楼盘开业、企业庆典等活动是明星商演的主要客户
占领三四线城市是一条捷径
商业演出已成为艺术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
在实体唱片还卖得火爆的那些年,业内曾流传着一个笑话,去非一线城市做商演,一般被称为“下乡”。那时候,无论是唱片公司、经纪公司,还是艺人自己,对商演的态度都很暧昧,想去,又怕被同行批评。
数字音乐普及后,歌手一般已经无法再靠专辑销售盈利,如果不能在影视、音乐等领域成为明星,演唱会、商演就成为体现其商业价值的场所。此时艺术家也在积极转变观念:商演已经成为艺术家工作中的重要部分,没有什么可羞耻的。再加上此时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,小城市居民购买力的提升以及与明星近距离接触的需求增加,使得小城市商演市场近年来日渐火爆。
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,大陆共有282个地级市,其中市区845个,县级市374个,县1642个,建制镇19522个,乡14677个。这些地区几乎都是明星演出的潜在市场。作为明星,看看我国的地图就可以笑出声来。不管是大牌明星,还是唱一辈子一首歌的过气明星,我国辽阔的国土上都有滋养他们的土壤。
萧亚轩靠接商业演出荣登收入榜首
范冰冰也参演了
很多人觉得在一些不知名的小城市演出很低端,但唱几首歌就能赚到的真金白银,对于明星来说却是极其划算的。从歌坛小天后转型为商演天后的萧亚轩,即便没有新的音乐作品,也能靠商演维持年入千万的水平。据记者统计,萧亚轩去年一共接了65场商演,其中10月到12月就有25场,包括舞台布置简单的小型演出、楼盘开张等活动。因为在商演上的努力,萧亚轩成为了2015台湾艺人收入榜的第三名,仅次于周杰伦和王力宏。
▲ 前台湾歌星萧亚轩每年都会在大陆承办多场商业演出
昔日的流行乐坛天王黎明是四大天王中唯一接受商演的歌手,2014年他代言了惠州的房地产项目,此前他已在郑州、成都、贵阳、合肥、湛江、韶关、长沙东安县等地参加过商演。黎明的商演中,既有与张信哲、庾澄庆、罗志祥、谢霆锋等艺人的优质演出,也有以三四线歌手为主角的商演。
即便是如今已经是顶级明星的范冰冰,在过去也热衷于商业演出,比如她2011年参加江西上饶的合辑演唱会时,出场费就高达100万,超过了参加同一演唱会的林志颖等人。
三四线城市商演主力军:
对于知名明星来说,邀请选秀歌手做客节目并不容易,因为选秀歌手经常是明星的嘉宾。
如果把娱乐行业比作一个商品市场,把艺人比作一个商品,你会发现,一二级市场的机会大多留给当红明星,其他艺人只能往上爬到三四线市场。他们经常出现在你没去过的小城市,和你不熟悉的品牌合作。你不会在娱乐新闻里听到他们的声音,但他们也能从中过上好日子。
大明星开价高,最多只收盘,从不在私人聚会上唱歌
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,周杰伦、张学友、陈奕迅、五月天等一线大牌明星是他们演唱会的票房保证,他们的个人演唱会落地价都在几千万元,门票价格也非常昂贵,少部分低价票一经推出便立即售罄,其余都是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的高价票,因此大牌明星的个人演唱会基本集中在一二线城市。
如果三四线城市的观众也想看大牌明星怎么办?比如看合辑演唱会。
艺人参加合辑演唱会,会向演出公司收取商演费。周杰伦、张学友、陈奕迅的商演费都在120万元以上,他们一般是压轴出场,只唱三首歌。大牌明星加上一些中小明星,会大大降低演出公司的成本。由于一次能看到很多明星,这种演出形式在三四线城市也很受欢迎。
▲合辑演唱会票价相对便宜,在三四线城市很受欢迎。
除了合辑演唱会,大牌一般不会接其他形式的商业演出:“对大牌来说,合辑演唱会基本就是他们的底线,毕竟还是演唱会,但参加企业活动就不一样了,演唱会的声望不高,一般都是过气的艺人才会去。”
考虑到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能力,合辑演唱会的阵容搭配方式多种多样,有的演唱会以一个大牌明星为核心,配上几位身价几十万到几百万元不等的歌手,有的演唱会甚至会邀请一些当地夜店的歌手与大牌明星同台演出。这就导致有些合辑演唱会的海报上,除了某位大牌明星,其他歌手的名字完全陌生。这类合辑演唱会对于演唱会主办方的意义在于,票价不需要太高就能收回成本,如果票卖得好,还能赚到不少钱。
为了多卖票,演出主办方在宣传上极力请大牌明星,营造出个人演唱会的假象。这种情况并不局限于三四线城市。在深圳的一场合辑演唱会上,粉丝在演唱会开始半小时后就要求退票,直到最后罗志祥才现身。
选秀歌手是商演主力,但更新换代很快
除了前文提到的通过商演打出名堂的昔日巨星,《中国好声音》等选秀节目的选手,或者通过《我是歌手》再次爆红的歌手,也是三四线城市商演的主力。对于选秀出身的歌手来说,参加商演是资本积累的必经阶段,他们几乎接过各种商演,比如夜店活动、公司宴会、开张剪彩等。
记者拿着两年前《中国好声音》学员商演的价目表向业内人士李三木求证。对方称,由于近期艺人片酬敏感,不便透露这些歌手的具体商演价位,但他也表示:“都有一定幅度的上涨。”另一位业内人士透露,《中国好声音》学员的热度也下降得比较快,一旦当年比赛热度过去,名气不那么响亮的选手可能就会出现有价无市的境地。相比这些学员,主办方更愿意邀请港台地区的二三线艺人,毕竟相比选秀歌手,这些艺人经验更丰富。
▲参加选秀节目或者歌唱节目的歌手都有商演市场,身价还在不断上涨
夜店或成明星表演新战场
韩国明星市场陷入困境
除了演唱会以外,最主流的商业演出莫过于企业庆典或者剪彩活动,明星参加这种活动,俗称“歌会”。
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,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,由于企业众多,这样的活动曾经很常见:“浙江有一个名人小镇,里面有很多企业,大部分都是服装、鞋类制造行业。有一年,我经常帮那里的企业找艺人。听说某个艺人唱歌不错,老板觉得两人挺投缘,饭桌上就直接谈代言。据说,那个艺人现场拿着厂里的鞋拍了张照片,后来就有人把它PS成了平面广告。”
该业内人士透露,商业演出甚至可以反映出国内的经济状况:早些年,煤炭、钢铁企业偶尔也会请人来参加活动,但近几年请的少了。“这几年制造业不太好,就算有活动,出价也不高,出手比较大方的,大多都是房地产行业的人。”
近年来,夜总会也成为商业演出的一大去处。李三木告诉记者,夜总会演出与其他商业演出属于两套定价体系:“有的明星和商业演出同价,有的则是三分之二。”一位酒吧从业者称,夜总会演出不卖票,全靠饮酒量盈利。再加上演出场次多,一些连锁酒吧甚至会一次性签下多场明星演出。所以一般情况下,明星到酒吧演唱的价格要低于普通公司。
韩星在三四线城市很受欢迎;禁止韩星可能会改变现状
韩星在三四线城市商演中也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:一方面韩星普遍拥有较高的人气和粉丝支持度;另一方面,相较于国内明星,一些韩星虽然片酬不高,但在演出中的配合度和专业性更高,因此很受国内演出公司的欢迎。
去年9月,惠州某房地产项目为学校一周年举办的开学典礼上,韩国歌手郑善源前去献唱。当时,他刚刚获得《我是歌手》中国版季军,随后开始在内地参加各种商演。这是韩星在中国小城市商业发展的真实写照。此前,张娜拉在2009年就断送了自己在中国的前途,因为她在一档韩国节目中说“没钱就去中国演出”。李贞贤在一档韩国节目中说:“那次我们坐长途车去一个小城市演出,路过一座山的时候,突然有土匪出现在我们面前。”这些关于韩星在中国商演的负面信息,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韩星在中国受追捧。然而,在如今国内商演市场,韩星却集体遭遇冲击。
▲参加《我是歌手》后,郑春元立刻成为全国各地商演的抢手货
资深业内人士李三木对记者表示,受“限韩令”传闻影响,此前在国内三四线市场颇受欢迎的小牌韩星数量大幅减少,“国内演出公司已经不敢再启用韩星,未来几个月三四线城市商演市场将面临一波调整。”
商演市场乱象背后:
组织者过于重视“个人关系”,常常忽视契约精神
采访中,几位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演出制作人告诉记者,如今小城市的演出市场日趋规范,已不能与早年的演出环境相比。不过,还是能偶尔看到类似胡夏之前经历的“具有三四线城市特征的怪事”。
蔡少芬、潘美辰仅因不满足合影要求,被主办方“绑架”
2013年,蔡少芬在陕西出席活动时,因拍摄现场太乱,要求主办方提早离场,结果在去机场的途中,她的车子被主办方拦下。
“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,就像被绑架了一样!”车子被主办方拦下后,蔡少芬在微博晒出自己被困车内的照片。双方在路边僵持许久,最终在警方协助下化解事态。
在商演中,艺人们除了表演本职工作外,往往还要兼顾主办方的一些额外要求,集体照已经成为了常态,甚至常常会提前写进合同里。
▲商演结束后,主办方安排与明星合影几乎是标配
在演出公司负责人姜先生看来,大多数明星对于主办方亲友合影的需求,都是能够满足的。他合作过的艺人中,像费翔、陈慧琳等明星都相当友善,一次活动五六十人合影都非常配合。当然,因现场混乱等不可控因素,主办方与明星发生矛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。今年歌手潘美辰在江苏参加商演时,因现场混乱拒绝合影,遭到主办方工作人员威胁,她让助理录下视频,并报警调解。回到酒店后,潘美辰发现主办方安排的房间全部上锁,团体的行李也被锁在房间里。潘美辰随后第二次报警,才得以离开现场。
大多数组织者都要求举办晚宴
老年演员被迫喝酒,直到手发抖
在传统中国社会,很多社交活动都是在聚餐中进行的。因此,除了合影,聚餐往往是主办方的刚性需求。“80%都会要求这个”,资深演出推广人邓先生说。演出推广人往往会根据艺人的性格、公司的保护程度等因素来决定如何与经纪人沟通。“二三线艺人还有商量的余地,但我不会跟经纪人谈一线艺人,因为我知道规矩。”
不过明星和演出公司也明白,聚餐往往不是为了“吃”,而是为了“聚”。如果是女明星,演出公司一般会劝说主办方打消这个念头。邓先生去年负责陈慧琳商演时,就直接代表艺人拒绝了主办方的邀请,“基本上有点名气的女艺人都不会答应,说‘陪聚餐’这种话,影响会不好。”至于可能出席聚餐的艺人,演出公司一般会以参加“欢迎宴”或“庆功宴”的名义与经纪人沟通,“名气不大或个别艺人也会愿意出席。”
聚餐时的饮酒举杯并不总是和谐的。一位经纪人向腾讯娱乐记者透露,一位年逾花甲的特约演员,在去当地演出时,在聚餐上被当地主办方逼着喝酒。因为这位演员有心脏病,随行人员主动帮他喝酒。一口气喝了六七杯白酒后,这位老演员实在受不了了,“就说‘别逼小子’”,对方非要他自己喝,老演员只好自己喝了一杯,“喝完手都在发抖。”
请明星们看看主办方的喜好
有人要花15万请周润发
小城市商演在艺人选择上,有的比较看重人气,谁红谁就请,有的则完全看赞助商的喜好,花重金请昔日偶像重温旧情,有的则要求艺人符合企业形象。通常中间人会向主办方推荐合作过、关系不错的艺人,如果主办方觉得不适合或者没有指定艺人,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和指定艺人沟通。
但实际操作中,却常常会遇到各种问题。要么主办方看中的艺人没空,要么预算不足,要么对方干脆不接商演。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,曾有人开价15万元请他帮忙邀请周润发,但他直接挂断了电话。
有些问题在一线城市很容易跟主办方沟通,在三四线城市就需要下功夫了。“他已经过时了,为什么还那么贵!”这是一位业内人士在工作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。当主办方想尽办法压价时,演出公司也是无奈。“问题是没人会把自己定位为过时的艺人,口碑好、价格适中的艺人不多,很多时候,主办方一犹豫,艺人就被别人请走了。”
▲不老女神赵雅芝凭借《新白娘子传奇》收获中小城市超高人气
当然,也有有钱任性的赞助商。该业内人士透露,他的一个朋友服务过一位主办方,这位主办方对赵雅芝宠爱有加,不惜不惜一切代价邀请她,最后也真的做到了。大多数情况下,主办方还是会尽力满足主办方的要求。“几年前,某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商想邀请一位40多岁的男明星做开幕式,要求形象好、有精英气质,符合他们地产项目成功人士的定位。在这种情况下,港台艺人比内地艺人更适合,因为他们更注重保养。当时我给他们列出了几个候选人:刘锡铭、陶大宇、吴镇宇。最后对方看中了他们的预算,12万,选择了刘锡铭。”
组织者经常会跳过合同,根据心情“即兴发挥”
传言四起,早年商演乱象常常被与“黑社会”扯上关系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演出公司人士告诉记者,他曾带一位如今已是一线歌手的女歌手去参加当地一场商演。结果当地主办方根本不按合同办事,还逼着女歌手多唱几首歌。“让你唱几首就得唱几首,不唱就不让走。”演出公司人士回忆,当时女歌手虽然心里很不满,但也只好忍气吞声。
早年成名的歌手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一位资深媒体人也透露,戴军多年前参加过一场合辑演出。这场商演原本邀请了五位歌手上台,每人唱两首歌,让整个会场都爆满,但不知何故,最后只有戴军一人到场,他被迫在台上唱了十遍《阿莲》。
▲《阿莲》是戴军每次商演必唱的歌曲
更要命的是,有些艺人即使按照主办方要求唱完,也不一定能拿到片酬。邓先生告诉记者,早些年的合约款大多是演出前先付一半给艺人当定金,剩下一半在演出结束后才付,这给了主办方后悔的空间。“有些人觉得花了钱,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,就不付余款了。”因为讨要片酬难度大,诉讼程序繁琐,很多艺人只能选择默默忍受。
据资深演出经理邓先生介绍,一般演出合同都会详细列明艺人的演出曲目、活动具体流程、住宿标准等,若与合同内容有出入,艺人可以拒绝参加。同时他也表示,即便合同拟定得相当严谨,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有商榷的余地。
相比胡夏事件中主办方的胁迫,一般主办方会处理得相对灵活。邓先生透露,在一些演出中,主持人会扮演协调人的角色。“主持人会跟观众互动,问歌手唱得好不好,然后问要不要再唱一首,这时候观众在下面欢呼,艺人也没办法(拒绝)。”其实,很多歌手早就为这样的情况做好准备,会尽量多带伴奏。邓先生介绍,现在很多演出合同都有“3+1”的情况。“比如合同是唱3首歌,也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多唱一首。”
一些演出公司也向记者透露,由于合同外还有商量余地,很容易造成主办方和艺人之间的沟通问题。“现在演出行情不好,主办方接到生意,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住客户。有的艺人不答应条件,但主办方私下可能就答应了,最后背锅的还是艺人。”
对于像胡夏被迫唱公司歌曲这种特殊情况,邓先生认为,这种诉求不能私下协调,必须事先签订相关合同,否则公司可以借用胡夏的歌曲进行大量商业推广,“这对艺人自身的利益会造成很大损害”。
▲胡夏在近期的一次商演中被主办方强制唱广告歌
在如今相对正常的演出环境下,上述极端现象很少发生。资深经纪人阿卓认为,被欺负的大多是小牌艺人,“因为他们去三四线城市较多,参加的活动比较多样化,遇到的组织者也比较杂。”大牌艺人的团队本身就屏蔽了很多不靠谱的活动,类似事件发生的概率就小很多。陈慧琳、GEM大陆执行经纪人David对腾讯娱乐记者表示,自己在艺人生涯中,从没遇到过上述尴尬情况。
但由于缺乏接待经验,艺人在小城市被“冷落”也是常有的事。歌手徐昱腾去年12月就在朋友圈吐槽过商演各种不规范行为——“敲锣打鼓接客、豪车接送、各种老板大摆宴席、签名合影、台上热热闹闹地唱歌、满脸灰尘的出租车。”徐昱腾向记者透露,很多场演出下来,艺人都联系不上主办方,只能自己打车去高铁站或酒店。这种演出结束后就立即遭遇的“冷接待”占到了商演的20%。
▲歌手徐昱腾在朋友圈吐槽商演各种不规范行为
有时艺术家也会欺负组织者
展会主办方只能忍痛
当然,根据一家高级表演公司的说法,艺术家并不总是在食物链中。绩效公司要求更改酒店并改善餐饮标准,这是艺术家和组织者之间的绩效公司,必须同意江安(Yiang)的人。最后,艺术家决定取消摄影节。 双方不幸地分开了,他很尴尬地被困在中间。
邓先生的经验更加奇怪,在某个企业的同意下,他几乎被一个著名的闭路电视主持人起诉。几个小时来证明这确实是我和他签署的合同。
关闭声明
恒星结构也是金字塔的金字塔。
从营销的角度来看,在小城市中,明星资源稀缺,群众更渴望明星,具有强大的支出能力和爱心遵循趋势,从长远来看,第三和第四层城市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大型市场。
至于目前存在的各种违规行为和不文明的行为,它们应该及时变得更好。